经济走势跟踪(1863期)新兴市场能否成功度过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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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9-25 17:50

经济走势跟踪(1863期)新兴市场能否成功度过危机

2018-09-25 17:02来源: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技术/货币/央行

原标题:经济走势跟踪(1863期)新兴市场能否成功度过危机

新兴市场能否成功度过危机

摘要:新兴市场投资者在尝试判断,货币危机以及正在采用的危机对抗举措--大幅加息是否会造成广泛的经济减速、甚至经济衰退。

新兴市场货币危机持续发酵

9月6日,土耳其央行加息逾6个百分点至24%,试图止住里拉跌势。里拉今年迄今已暴跌近40%。阿根廷目前也苦于支撑披索汇价。披索汇率已缩水一半还多,尽管其央行猛加息至60%。其他货币也陷于贬值涡流中,印度卢比跌至纪录低点,南非兰特、俄罗斯卢布和巴西雷亚尔今年迄今跌幅都在15-20%之间。有迹象显示市场持续数月的动荡正开始损及实体经济。南非第二季意外陷入经济衰退,阿根廷也料将步其后尘,外界还普遍预计土耳其经济将在明年经历硬着陆。

目前这些国家经济成长状况如何?企业和消费者信心受到冲击的迹象如何?2019年经济预测中投资流动几近戛然而止的情况是否明显恶化?

据本月稍早公布的数据,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大幅下滑。“美元正在走强,美国前端利率也在升高,这种环境使得新兴市场的外部金融环境收紧,尤其是对赤字经济体而言,”汇丰新兴市场研究全球主管姆拉特·尤尔根称。

尤尔根补充说,与此同时面对资本外流,许多新兴市场的决策官员选择了升息,因此也导致国内金融状况收紧。“鉴于市场走势普遍震荡,利率升高且股市在夏季月份走低……金融状况很有可能继续保留在负值区域,”他说道。新兴市场股市已从1月峰值下跌约22%,目前处在通常被视为熊市的区域,而这样的下跌通常被认为是自我维持的跌势。“金融环境收紧将拖累未来的经济活动,” 尤尔根预计。

这种危机对新兴市场而言并不陌生。国际金融协会(IIF)发现,实质汇率下跌30%或以上,同时货币贬值持续至少三年,跌势并未逆转之前的汇率高估局面,这样的情形自1980年以来出现过九次。这九次分别是:墨西哥在1995年,印尼和俄罗斯均在1998年,一年后是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在2002年,埃及在2003年和2016年两度遭遇,乌克兰在2014年。“历史上只有九次,实质汇率下跌达到这样如此大的幅度并持续如此长时间,”IIF首席经济学家罗宾·布鲁克斯在近期一篇论文中写道。“在货币贬值的年份,实质GDP大幅下降,随后会出现相对快速的复苏。在货币贬值之后,经常帐从巨额赤字转向盈余,先是受进口压缩推动,之后随着时间推移,又受到出口增加的支撑。”

货币贬值能提高出口竞争力,从而帮助缩减国际收支缺口。但货币贬值也会降低国内购买力,同时信贷紧缩打压需求和经济增长。对新兴经济体来说,贸易已经成为促进经济活动的愈发重要的因素。尤尔根预计,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的增速差距近期内将会缩窄。他已经下调了对土耳其、阿根廷、巴西和南非的经济展望。

与此同时,资本流动情况将在判断最脆弱经济体将如何经受住最新一场危机考验时,发挥关键作用。根据汇控的数据,去年流入新兴市场的资金量较大。该行估计2017年债市流入700亿美元资金,而股市流入650亿美元。汇控数据显示,在2018年的良好开局后,新兴经济体债券市场的资金流向全面逆转;而股市在5月底前流入550亿美元后,其中将近半数复又流出。摩根大通的刘易斯·奥甘尼斯警告称,新兴市场资金流入“突然停止”或骤减,及与之相关的负反馈回路,应会使有着大规模经常帐赤字的国家出现长时间的调整。“尽管近期新兴市场增长放缓,但经济活动数据仍预示我们的GDP预估面临下档风险,”他在最近给客户的报告中指出。“考虑到从新兴市场增长放缓到尚未明显减少的金融市场、新兴市场布仓水平的负反馈回路,以及更加持久的土耳其和阿根廷危机的蔓延效应,这可能将是新兴市场更为持久的一个下滑阶段的开始。”

新兴市场动荡更需要强大的IMF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吉莲·邰蒂认为,眼下阿根廷和土耳其的遭遇对IMF总裁拉加德来说或许是件好事,帮助她说服IMF的主要债权国扩大其资金资源。

因为在投资者紧张地注视着布宜诺斯艾利斯或安卡拉的事态发展之时,拉加德正在华盛顿努力解决另一个围绕IMF自身的难题。今秋,她正在谨慎地发起一场游说活动,以说服该基金的主要债权国扩大其资金资源。随着这场较量的展开,阿根廷爆发的危机或许会出人意料地帮她一把——甚至(或者尤其是)说服特朗普政府。

投资者需要关注这场较量。要明白这是为什么,只需看看一些数字。金融危机爆发前,IMF只有不到3000亿美元可用于支持陷入困境的国家。然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后,IMF可动用资金增加到了1万亿美元。

这一数字听起来大得令人安心。例如,上周纽约一家大型对冲基金计算出了6个危机最严重的新兴市场国家明年有多少外债需要展期。这很直观地显示了IMF可能需要填补的缺口。估计数字为约6000亿美元,远低于IMF的储备。相比之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潜在缺口约5000亿美元,是当时IMF储备资金的两倍。拉加德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现在)我们的资金相当充裕……即使当前的各种威胁变成现实。”

但这里有一个关键难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两个。IMF约四分之一的储备是现金,也就是成员国按份额永久存入的资金。另有四分之一来自多边借款安排(或称信贷额度),将于2022年到期。剩下的是双边借款协议,这些信贷额度将从2019年开始到期。

这是潜在令人担忧的,因为鉴于信贷周期即将到来的转向,有理由相信,更多国家很快将向IMF求援。只需看看巴西的乱局。因此,拉加德希望IMF成员国延长信贷额度期限,而且最关键的是,将部分信贷额度变成永久份额。

这听起来很合理。但问题的症结在于,任何围绕永久份额的讨论都将打开一个潘多拉魔盒,因为许多新兴市场国家认为这种结构需要彻底改革(一点没错)。印度财长阿伦·亚特力(Arun Jaitley)今年早些时候宣布:“我们迫切需要修改份额分配,向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国家倾斜,以反映全球经济现实。”然而,许多欧洲国家不愿启动这样的辩论,尽管它们也不喜欢让自己多出资的安排。

更糟糕的是,没有人知道特朗普政府将怎么做。美国拥有否决权。白宫的言辞或许表明,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理会拉加德的呼吁。毕竟,特朗普最近炮轰了许多多边机构——从世界贸易组织(WTO)到国际刑事法院(ICC)。负责国际事务的两名财政部官员——戴维·马尔帕斯(David Malpass)和亚当·莱里克(Adam Lerrick)——是IMF的批评者,他们非常不满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援助希腊。

然而,正如在特朗普治下的华盛顿经常发生的那样,他们可能说一套做一套——以外界难以预料的方式。今年早些时候,白宫支持世界银行增资130亿美元的计划(部分原因似乎是世行行长金墉迷住了总统的女儿伊万卡)。最近,美国财长姆努钦悄悄支持IMF对阿根廷的500亿美元纾困计划,而且未遭到明显反对。

或许,这反映了拉加德自身的强大魅力。或许,美国政府官员认为IMF是个有用的工具,可用以对抗中国利用贷款在拉美和非洲拉拢朋友的努力。或许,是因为特朗普对阿根廷总统马克里有好感。白宫官员也知道,相对于希腊,说服国会关心拉美更容易。

不管怎样,新兴市场得到的教训显而易见:如果你想看到一个更具韧性的IMF,最好希望多来几次“金发女孩”冲击——这些冲击只要大到足以引起华盛顿关注,但又不至于造成关乎生死的威胁。然后,密切关注特朗普的Twitter,祈祷他的推文中永远不要出现“IMF”三个字母。

新兴市场有望保住全球增长引擎地位

麦肯锡全球管理合伙人施南德指出,那些拥有强劲的宏观经济基本面、还有一批强大企业的经济体,仍是世界最有可能的长期增长源泉。

施南德写道,金融市场再次对一些新兴市场、尤其是阿根廷的经济动荡感到不安,并对危机蔓延感到担忧。考虑到痛苦的先例,这种担忧可以理解,但有可能将短期波动与强劲增长的长期轨迹混淆起来。

麦肯锡的一项新研究探讨了近四分之一的新兴经济体如何在长期内实现了快速而持续的增长。这些“表现优异者”找到了相对稳定的秘诀,它们总共占全球商品贸易的29%,服务贸易的24%。在过去20年里,它们贡献了新兴经济体整体消费增长的一半。未来几年,它们——以及效仿它们的其他新兴经济体——可能会继续充当全球增长的引擎,而它们那些具有高度竞争力的顶级企业将继续让西方老牌企业招架不住。

施南德研究了71个新兴经济体的长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记录,发现在截至2016年的半个世纪里,中国、香港、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和泰国这7个新兴经济体的年均增速至少达到3.5%。从1996年到2016年的20年间,另外11个国家的人均GDP至少增长了5%。这些经济体中有许多已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迅速复苏,显示出韧性。它们也相当好地挺过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施南德认为这一成功背后有两个关键因素。它们有促进增长的议程,包括采取措施增加资本积累——往往是通过强制退休储蓄——以及努力提高政府有效性。其中一些国家还寻求在本土市场创造更具竞争性的格局。

年营业收入达5亿美元或更高的大型上市公司也扮演着突出的角色。在根据经济体的规模进行调整之后,表现优异的经济体中这类公司的数量是其他经济体的两倍。这些不仅帮助提升了GDP的增长,而且充当了变革的催化剂。这些公司和它们的西方竞争对手一样强韧,在某些方面甚至更为强韧。对它们来说,想保持在顶级位置要难得多:在2001年至2005年期间在创造经济利润方面跻身于前五分之一行列的企业中,有半数以上在10年后被挤出该行列。相比之下,在高收入经济体中,62%的同类企业仍处在顶级位置。

施南德的研究表明,最优秀的新兴市场公司在创新,而不是抄袭。它们56%的收入来自新的产品和服务,高于它们在高收入经济体的同行。按资本支出与折旧额之比衡量,它们的投资几乎是高收入经济体同行的两倍,而平均而言,它们做出重要投资决策的速度比高收入经济体同行要快6到8周。它们也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率。在2014年至2016年期间,在表现出众的新兴经济体中,业绩最好的四分之一企业为股东带来的平均总回报率为23%,而高收入国家中同类企业的平均总回报率为15%。

施南德认为,债务水平仍令人担忧。中国企业债务与GDP之比位居世界前列,越南、智利、土耳其和秘鲁的企业债务也增长迅猛。处于升势的全球利率将使一些负债企业面临更高风险。我们的分析显示,新兴经济体的总体债务水平(包括家庭、企业和政府债务)仍低于发达经济体。

尽管想当然地认为任何新兴经济体都不受全球波动影响的观点是轻率的,但那些拥有强劲的宏观经济基本面、还有一批竞争力强的企业的经济体,仍是世界最有可能的长期增长源泉。

(综合消息)

伯南克为当年纾困华尔街辩解

金融危机期间执掌美联储(Fed)的伯南克9月13日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一篇分析文章表示,房地产泡沫破裂并非美国经济的命运在金融危机中急转而下的主要原因。伯南克认为,是华尔街恐慌情绪引发的严重信贷紧缩将经济推入严重低迷,所以当时聚焦于扑灭华尔街的恐慌情绪没错。

伯南克现在是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也是两家投资集团的顾问。他表示,融资和证券化市场中的恐慌是那场危机如此严重的主要原因。要不是华尔街信心崩溃,危机的早期阶段原本会“明显不那么严重”。

伯南克的这篇论文使得围绕如下问题的辩论变得更为激烈:美联储和当局其他部门在2007-09年是否投入了过多公共资金为华尔街纾困、以及它们未能及时对房地产市场积聚的风险采取行动是不是一种失职?面对美国国会和其他方面对于美国家庭所获关注与资金支持太少的抱怨,伯南克认为当时聚焦于扑灭华尔街的恐慌情绪没错。

在他这篇文章中,伯南克考察了是哪些主要因素,导致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产出下降以及失业率随之上升至10%。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原本激增的借贷急剧减少,再加上房价崩盘,抑制了家庭支出,并引发了剧烈的去杠杆化。

另一个主要因素是这个金融体系的脆弱——与抵押贷款相关的损失引发了华尔街的恐慌,体现为包括批发投资者的挤兑和证券化资产的贱卖。在导致经济危机的这一渠道下,问题出在信贷市场的供应端,一场“毁灭性的信贷紧缩”将经济推入严重低迷。

伯南克表示,这两个驱动因素暗示着不同的政策回应。如果家庭债务是主要问题,那就意味着应当聚焦于稳定房地产市场和宽限有问题的房屋抵押贷款。聚焦于金融市场的驱动因素则暗示,“政策的当务之急”是结束金融领域的恐慌——聚焦于信贷供应的中断,而不是信贷需求。

这篇分析文章发现,与证券化市场中的恐慌情绪和短期融资遭挤兑相关的事态,是“经济负面变化”的最佳预测指标。

“同样,结束恐慌也与经济的相对改善有关联。这些结果并不否认每一条已确定的渠道(包括与家庭资产负债表相关的渠道)产生的重要影响,但的确突显了恐慌在引发大衰退中的核心作用。”

伯南克表示,他的发现支撑了他和当局其他部门采取的不受欢迎的战略——将巨额资金用于扭转华尔街的恐慌情绪并为金融机构纾困。自那以后,批评人士一直认为,美联储、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投入了过多资金来挽救那些自作孽的银行。

伯南克称,这些发现支持采取如下措施:政策制定者要求银行业准备充足的资本金,以避免未来的崩盘。然而,他说他对美联储目前的工具箱“不太乐观”。“灭火工具的有限主要反映了对危机中某些政策干预的(完全可以理解的)政治反应。”他在论文中写道。然而,这篇文章的证据支持如下观点:在很大程度上,那些干预措施对于保护整体经济是必要的。例如,伯南克发现,新的披露要求“让贴现窗口和其他借款工具污名化,以至于在出现危机时它们可能根本派不上用场”。雷曼兄弟如今破产已满十周年——当初正是雷曼破产触发了最严重的恐慌。

(FT,2018.9.14)

容克誓言推动欧元成为储备货币

将于明年卸任的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9月13日在斯特拉斯堡最后一次盟情咨文演讲中,誓言要让欧元成为一种可以抗衡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作为欧盟降低对美国金融依赖度的努力的一部分。他发出的这一呼吁,反映了欧洲对特朗普将美元武器化的担忧。

容克表示,欧盟80%以上的能源进口用美元支付,尽管从美国进口的能源仅占2%,这种情况“异常”。大部分美元计价的进口来自俄罗斯和海湾国家。“我们必须改变这一点。欧元必须成为一个主权新欧洲的活跃工具,”容克表示。他的五年主席任期将于明年结束。

他还呼吁成员国结束分歧,这种分歧妨碍了欧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集体力量的能力。“是时候结束欧洲意见分歧的可悲局面,”容克说。“我们这块大陆理应处于更好的状态。”

欧盟一位高级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的举措将包括鼓励欧洲央行(ECB)推动使用单一货币。

此举反映了欧洲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美元武器化、作为惩罚美国对手的一件外交政策工具的担忧。白宫已威胁要将藐视对伊朗新制裁的欧洲企业踢出美国金融体系。

一些欧盟外交官表示,围绕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裂痕(美国已退出该协议,但欧洲方面希望保留),是美元主导地位带来的“有益教训”。

欧盟表示,今年起它将改用欧元支付从伊朗进口的石油。德国外长上月提议,欧洲方面应该建立一个与美元竞争的国际支付系统,以维护与德黑兰方面达成的核协议。

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中,推广欧元的使用可能有难度。欧洲央行坚称,对于单一货币作为一种储备货币的国际角色,它保持“中立”。但欧洲外交官表示,英国央行在外汇储备中持有创纪录数量的欧元资产,这个事实表明全球投资者对欧元越来越有信心。“欧元不能再是中立的,”前述欧盟高级官员补充说。

容克的呼吁是整体努力的一部分,目的是推动欧盟各国政府作为一个单一集团面对世界。他警告称,外交政策决策需要一致通过的要求,正在削弱欧洲的可信度。但是,欧洲各国政府以往抵制了集中外交政策决策的呼吁,近年来在应对俄罗斯以及制裁委内瑞拉等核心议题上意见分歧。

(FT,2018.9.14)

官方数字货币如何破解金融困境?

中共中央党校陈建奇撰文指出,数字货币可能挑战传统的金融体系,但数字货币代表着货币体系的巨大创新,能够为传统金融监管体系及货币体系提供重要的手段。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已经成为近年来的新事物,对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既构成挑战,也形成了潜在的动力。有些国家将数字货币纳入重大金融创新的范畴,有些国家出台了严格的监管措施进行管制,世界各国对数字货币尚未形成共识。社会对于数字货币的态度褒贬不一,当前数字货币尚难以简单用好还是坏来评价。与其他事物一样,如果能够规避数字货币不利方面,放大其积极的影响,那么数字货币就有可能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所用。

结合中国的实际来看,虽然中国央行对于比特币等民间数字货币的发展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但却在积极研究开发官方数字货币,表明中国央行对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的重视,然而,截至目前,官方数字货币却迟迟未能推出,这或许有其技术不成熟的问题,但也突出了该应用可能并不紧迫的因素,因为官方数字货币的应用仍然有待研究。从这个角度看,积极寻找官方数字货币的应用构成了数字货币能否较快发展的动力。

纵观全球,世界主要国家仍在探索数字货币的应用,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的案例。在此背景下,中国如果能够在数字货币方面加快探索相关应用,寻求数字货币对当前重大经济金融问题的解决方案,那么中国不仅有望引领全球率先探索一套数字货币运行模式及应用实践,也能由此为数字货币的研究发展提供重要的动力。潜在问题是,数字货币的应用在哪里?很多创新的出现不仅自我创造新的应用,而且对传统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因而,数字货币对中国的价值有一个重要角度就在于它能否解决当前中国金融的问题。

要厘清当前中国金融的问题,就有必要对中国金融当前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金融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但也面临着不少的挑战。最重要的挑战就是中国货币供应太高的问题。金融危机至今10年左右的时间里,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及中国央行等全球主要央行资产都增长了至少一倍以上,表明近10年来全球主要经济体投入货币总量超过了以往所有时间投入的货币总额,表明近年来市场货币供应不是不足而是比较宽松。

当前中国央行的资产已经超过美联储、欧洲央行及日本央行,高位运行的货币总量与有待完善的金融制度结合之后,形成了当前中国金融突出的几个问题。一是金融未能有效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资本体外循环的挑战突出。二是大量资金通过商业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进入社会,引发了高杠杆问题。三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货币紧缩与扩张未能高效解决经济社会的痛点,房地产价格高位运行等问题突出。虽然近年来政府在积极寻找解决金融问题的对策,但当前相关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这既为数字货币的创新实践提供了重要空间,数字货币等创新也为相关金融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希望。

潜在问题是,如何用数字货币来解决当前中国金融面临的挑战?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当前中国金融问题与货币体系的关系,因为数字货币本质上是对货币体系的深层次调整,而货币体系又是金融制度的重要基础,金融制度的很多问题与货币体系有着深层次的内在关系。现在来看,不管是高杠杆的问题,还是资本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的问题,或者是房地产价格高位运行的问题,这些都有着共同的原因,那就是无法追溯货币的流向,导致无法对货币动向进行研判,事后也很难追责。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与传统货币的重要区别在于,数字货币的流向具有可追溯性,数字货币不需要金融中介进行集中式的记账管理。不管是中央银行发行的官方数字货币,还是民间的数字货币,数字货币从创建流通之后,便具有完整的身份属性,即该数字货币的产权归属,不必借助商业银行等中心式的账簿,每个数字货币都有关于该货币流转的每个环节的信息,可以再现数字货币的运行轨迹,上述种种新的特性为解决当前中国的金融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从上面的分析发现,数字货币有可能通过货币渠道解决中国金融面临的挑战,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政府正在研究官方数字货币发行的问题,这为借助区块链技术解决当前金融问题创造了可能性。虽然民间的数字货币也是基于区块链技术,也具有解决金融问题的可能性,但由于中国等国家对于数字货币还比较谨慎,为了避免一步到位采用民间数字货币可能带来的未知挑战,当前可以通过创建官方数字货币的方法,将区块链技术运用于当前金融问题的解决之中,由此推动当代金融创新及金融问题的解决。

首先,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及防范金融风险的问题。一方面,通过发行官方的数字货币,可以监控数字货币从创建之初到进入社会各个领域的全过程,对于每个数字货币是否长期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的情况将有着全面的掌控。对于长期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的数字货币,可以监控其基本运行特征,寻找这些货币未能进入实体经济的原因及特点,精准定位这些货币的所有权属,通过相关的政策调整或者风险警示,提示有关市场主体重视相关资产的管理问题,由此助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加强对各种显性金融风险的压力测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应对风险的能力。然而,结合实际情况来看,最大的风险往往来自于没有纳入监管的真空领域,各种超越金融监管的创新,促使资金大量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促使相关部门无法对这些问题进行压力测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央行推行数字货币,理论上讲,央行就可以监控到货币运行的全过程,监管机构就可以掌控全方位的货币流通信息,可以最大限度的压缩监管的真空,可以有效降低金融不确定性风险的问题。

其次,关于去杠杆的问题。通过紧缩去杠杆可能构成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通过通胀去杠杆又可能出现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未来要实现去杠杆的目标,不能仅仅着眼于降低社会杠杆率,而应更加注重杠杆的结构调整,使得政府、企业与居民的杠杆率相对平衡。当前杠杆率的突出问题是企业的杠杆率较高,政府希望通过债转股的做法降低杠杆率,但债转股容易诱发道德风险,有些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尤其是僵尸企业最终需要退出市场,但由于债转股可能使得有些企业浑水摸鱼,出现道德风险,最终可能将风险转嫁给商业银行,导致商业银行对债转股的积极性不高。在此背景下,政府希望通过降低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为商业银行提供增量资金,以此推动债转股等去杠杆政策的加速落实。

然而,虽然定向降准实施债转股的增量资金属于“带帽”资金,不大可能进入其他领域,这在理论上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忽视了资金的挤出效应,即“带帽”资金可能将原来用于支持债转股的资金挤出,使得这些资金通过市场被挤出之后,可能进入房地产等回报较高的行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采用数字货币可以较好地解决相关问题。央行通过实行数字货币,促使商业银行的资金在各个环节上都可以追溯,如果发现相关资金进入债转股领域,同时又有大量资金从先前支持债转股的领域出来,那么就可以对金融机构等相关部门进行警示,提高债转股资金的效率,解决当前可能面临的“带帽”资金挤出问题,让去杠杆资金能够真正服务于去杠杆的目标,切实缓解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风险问题。

第三,关于货币政策效率的问题。一方面,数字货币对提高货币政策空间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传统货币政策通常受到零利率下限的限制,如果商业银行的利率低于零利率,那么储户可能倾向于将资金从银行提取出来而在家里存放现金,从而可能出现流动性陷阱的问题。但如果央行采用数字货币,那么央行对数字货币的利率调控将可以突破零利率的限制,因为数字货币没有类似现金的货币可以存放于互联网生态之外,从这个方面看,数字货币提高了货币政策效率。

另一方面,数字货币对于提升货币政策效率方面也有着重要的作用。货币政策通常具有总量意义,较难在结构上进行精准调控,因为传统货币政策通常采用数量型与价格型的政策工具进行调控,但不管是哪种工具,货币政策都面临着如何影响具体微观主体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传统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在此情况下,中央银行如果采用数字货币体系,那么央行就可以通过数字货币精准对社会某些重要的领域进行货币调控,同时可以监控相关货币资金是否确实按照货币政策指引进入所期待的领域,由此将大大提升货币政策的效率。

综合来看,数字货币虽然可能挑战传统的金融体系,包括金融监管体系,但数字货币代表着货币体系的巨大创新,能够为传统金融监管体系及货币体系提供重要的手段,监控或者引导社会资金流向,避免资金游离于监管体系而滋生不确定性风险,又能够更好的实现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从中国当前金融运行面临的挑战来看,数字货币能够为相关问题提供重要的解决方案,数字货币对于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促进全球金融治理具有重要的作用。

(FT中文网,2018.9.11)

编译、整理:李彦松、张佶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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